如今，韩国的这些财团已经成长为“国家冠军”，就像中国希望它的国有企业成为的那样。“三星”是世界上最大的智能手机品牌，“现代”的汽车以质量闻名，“LG”以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被世人所知。

三星

　　上面提到了“大企业”的改革，关键是打破政府、银行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大三角”。在韩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国家的最高决策者、财阀首领和主要银行家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他们通过为相关产业提供信贷支持来实现强效的增长速度，从而为高投资创造条件。但到了1990年代，这个运行系统已经开始对经济不利。因为钱来的太容易，财阀们从来没想过要提高其自身的市场竞争力。管理者们因为不受银行家监管或盈利能力的要求，在一些不必要的项目上浪费了资金，因此，市场上那些具有生产力和创新力的资源无法被有效利用。 

　　1997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毁掉了那些“舒适的关系”。当时糟糕的经济，迫使韩国人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援助，这让他们很痛苦。但是今天，向IMF寻求援助被认为是非常必要的，这为韩国进入真正的发达经济体的行列提供了平台。 

　　银行不受国家的影响，并拥有更严格的会计标准，这鼓励它们提供更明智的贷款，让资本得以合理配置。政府禁止财阀附属机构之间的担保贷款，这样便淘汰了实力较弱的企业。 

　　一旦不靠政府的“ 救济金 ”生活，财阀不得不靠自己。他们开始专注于发展那些能与全球同行竞争的产业。这通常意味着财阀们需要通过裁员和出售资产来简化他们的业务。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可看出 ，韩国增加了其研发支出 ，从200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2% 到2013年的4.1%，整整比中国高了两倍。 

　　当然，“财阀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这些财阀集团通常不考虑少数股东的担忧，仍不时做出决定基于自我而不是商业意义的决定。对于规范这些财阀大亨们，政府还是用了比较“软”的手段 。今年8月，韩国总统朴槿惠赦免了一些商业领袖，包括曾因贪污入狱的SK集团董事长崔泰源。朴槿惠告诉她的内阁，这些商业领袖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现在的任务，“我们面临的任务——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机会。”

    然而，北京的做法却与上述提到的韩国的做法不太一样。中国的增长模式也是主要依赖于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调节。中国的国有企业，就像过去的财阀集团，垄断了资源但效益甚少：西班牙对外银行（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也称西班牙外换银行，简称BBVA）11月的一份报告称，国有企业占了80%的贷款，但他们的资产回报率只有私营企业的三分之一和外商投资企业水平的一半。 

　　然而，北京的决策者们不是要切断这些排外的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完全信任市场来让公司变得更有效率，他们想保持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尤其是防止大规模裁员 。今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到“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就像今天的中国 ， 韩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们相信这个国家的增长模式代表一种经济管理的最高形式，从而忽视了高负债率和“虚弱”的银行资产负债表等。金融危机摧毁了这样的神话，那时候很多财阀破产或是分崩离析。中国可能不会陷入类似的危机，但只要其过于重视国家控制和经济稳定，而不是企业自身的改革，那么中国经济将面临类似的困局。 

　　如果韩国没有消除国家和企业之间的旧的联系，它就不会变得像今天这么具有经济竞争力。如果中国不像韩国那么做，中国经济永远不会像现在的韩国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