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上，我既没有支持者那么乐观，也没有反对者那么悲观。我的观点是，现在已不是要不要开放资本账户的问题，而是要探讨在越来越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如何管理国际资本流动的问题，即管什么、如何管的问题。 

　　第一，中国一直说“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机构后个人”阶段，事实上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再回到起点讨论开放问题无意义，只能认真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 

　　第二，中国实际的开放程度已经远远高于法律许可的程度，名义上的不开放只是一种鸵鸟政策。资本流动客观上在发生，在最近公安部门查处的地下钱庄案件中，跨境资金交易金额十分巨大，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因为合法渠道不允许而被迫通过地下渠道进行。再如，如果不给居民海外购房正常资金汇出渠道，他们也会通过其它渠道去实现。不正视这些现实，继续实行不适当的管制，只会进一步刺激市场逆向选择，导致诸多市场扭曲。 

　　第三，即使资本项目不开放，随着开放型经济日益发展，贸易投资便利化不断推进，实施资本管制的市场和法律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传统的外汇管理手段也已经不再有效。 

　　原来的货物贸易外汇管理，也叫进出口核销管理，它要求资金流、货物流一一匹配，这种管理方式效果很好，但成本很高，给企业造成了很大的不便。这种管理方式已经改成了总量核销，资金流已经没有海关报关单编号，现在即使要恢复这种管理也已经不可能，因为连数据都没有了。所以，在现在的环境下，很多领域已经无法用以前的办法去管，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对跨境资本流动如何管理的思考 

　　“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坚持开放发展，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加入SDR，使其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可兑换之后，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管什么、怎么管的问题仍是当务之急。 

　　第一，资本项目可兑换尽管没有像经常项目可兑换那样统一的国际标准(IMF的第八条款)，但还是有些基本的国际惯例，如负面清单管理、取消境外收入的强制调回要求，不管是本币收入还是外币收入均不要求强制调回(外汇管制的前提之一就是只有外汇调回境内才能实行有效管理)、取消外汇交易的实需原则等。所以说，资本项目可兑换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如果这些要求做不到就不能说资本项目是可兑换的。 

　　第二，抓紧建立健全与国际规范接轨的跨境资金流动统计监测体系，并按照“公开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标准不断提高统计数据透明度。不能既没有管制，又没有数据，这次股市大幅波动也说明可靠统计数据的重要性。同时，外汇统计数据不能只供内部使用，要根据公开性原则，提高数据透明度，数据完善后，有利于决策者与市场之间形成良性的沟通。 

　　第三，转变管理方式，从规则管理转向原则管理。借鉴国际上在反洗钱、反避税、反恐融资方面的成熟做法，督促金融机构按照“了解客户、了解业务、尽职审查”的展业原则办理相关外汇业务，理顺监管政策的传导机制，提高监管的有效性。过去是实行规则管理，要求银行审核客户单证，单证都提供了，银行就没有责任了。在这种管理方式下，银行给客户出谋划策如何做单据，最后出事了监管部门无法处罚，因为它符合规则。现在可以借鉴反洗钱的做法，将“了解客户、了解业务、尽职审查”的“展业原则”向外汇管理领域延伸，这样有利于提高外汇管理的有效性。 

　　第四，在相关交易或市场开放之初设计内嵌式的宏观审慎措施(例如托宾税)，以发挥其内在减震器的作用。鉴于货币攻击常常是跨市场传染、境内外联动，在现行金融监管框架下，要建立健全体制机制保障，加强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提高危机反应和处置能力。从国际上看，一些拉美国家原来外汇上一些危机管理措施，已经常规化了，原来被认为是危机管理的措施，事实上变成了宏观审慎管理措施。例如，在危机期间实行的外汇交易征税，在危机过去后将其制度化，可以将税率降为零，但不予以取消。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我们可以在对一些产品和工具开放之初提前设立一个宏观审慎措施，可以起到逆周期调节的减震器的作用。如果开放之初不提任何要求，等到市场出现情况时再实行管制，会造成不必要的震荡。 

　　第五，认真做好国外金融危机的案例分析，梳理货币攻击的各种做法和危机发展演变的机制，搞清楚每个交易项目开放的风险。在做好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的基础上，不断充实政策工具箱，完善相关应对预案，可做到未雨绸缪。过去这些年由于我们实行渐进开放的策略，外汇市场未出现大的波动，这同时也使得我们缺乏危机管理经验。但国际上的危机层不出穷，研究危机发生国家的经验教训，有利于我们提前做好预案。 

　　第六，继续完善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哪怕这不是前提条件，也应该是扩大资本账户开放必须的配套措施之一。 

　　来源：证券时报　　作者：管涛(中国金融40人论坛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