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日本经济持续衰退，过去以日本为头雁的亚洲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模式逐渐被打破。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内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国家之间具有产业转移的天然动力和优势。根据劳动力成本和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相对比较优势，未来5年，中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有望依次转移到“一带一路”周边及沿线国家，带动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提升，构筑以中国为头雁的新雁阵模式。

第三，在“一带一路”主要节点和港口共建经贸合作园区。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有非常长的陆地和海上边境线，在沿边地区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具有巨大的可能性和现实可操作性。吸引各国企业入园投资，形成产业示范区和特色产业园。通过产业园区建设来促进现代制造业、服务业、现代农业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把建设境外经济合作区和边境合作区结合起来，建设跨国产业链，形成沿边境线的跨国产业带，进一步建立健全区域合作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优先采取以能源、贸易基建为主，以“资源换项目”、港口特许经营权等多种形式，推动大型能源和基建企业海外投资与运营，推动跨境园区建设，进行多种形式投资合作。

最后，积极推动 “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伙伴关系建设。可以搭建一个“全球价值链伙伴关系”，来促使更多的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网络体系之中。特别是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模块的发展，各国应加快深化在数字贸易、服务贸易，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与技术合作。因此，“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不妨加快推动 “数字贸易协定”的实施，尤其是那些寄希望于中小企业（SMEs），通过执行一系列关于最低海关门槛、中介责任、隐私权、知识产权、消费者保护、电子签名及纠纷解决等问题的新的政策实践，促进信息、贸易、产业的标准与规则统一。